文化遗产与历史地理的关系如何？

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是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国家，因此，中国的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在世界范围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对中国的历史地理与文化遗产关系的研究，也可以窥见世界历史地理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如何。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历史十分悠久，文明高度繁荣且长盛不衰，留存至今的文明成果，都可以算是中国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之多，数量之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名列前茅的。但正因为中国历史悠久，从古至今的文化虽说一脉相承，但各个历史时期又略有不同，这也对文化遗产产生了影响，造成了如今我们所了解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我们也可以从某个文化遗产身上了解到其所处历史时期的一些状况。因此，文化遗产与历史关系密切。

中国自古以来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因此，造成了中国的文化“多元一体”的现象，虽然作为“一体”的文化占据主导地位，但因为地理环境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文化多元现象也一直存在。因此，中国的文化遗产也有明显的地域差别，但因为主流文化的影响，各地的文化遗产又有明显的相关性。所以，文化遗产与地理也关系密切。

个人认为，人在历史地理与文化遗产之间起到了决定性的联结作用，因为，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文化都是人创造的，现在的文化遗产，也是当时的人们的劳动结晶。就拿先周和周朝时的周人所创造的文化遗产来说，先周时期，周只是一个小方国，周人所创造的文化产品只有自己的风格加一些受商人影响的风格。但是,到了西周时期，周人成了统治者，周王室的成员被分封到各个地区，他们就封之后所创造的文化产品，虽然大部分保留了周人的风格，但也加入了一些封地的文化因素。所以，就算是同一批人，因为某一历史事件的影响，所处地理环境和社群的不同，会造成其前后所创造的文化成果，即如今的文化遗产的不同。因此，历史地理与文化遗产之间的关系，离不开人的影响。

通过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可以探讨文化遗产如何形成以及为何形成；而通过对文化遗产的研究，亦可以探讨其形成时期的历史背景和地理环境。比如，通过对西北地区的历史和地理研究，我们知道西北地区的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保存很长时间，但也知道西北地区人们的农牧交错的生产状况，因此，西北地区，尤其是河西走廊、新疆北部、内蒙古一带，因为人们游牧的缘故，人群和文化交流更替频繁，所以这些地方各历史时期各人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很难保存下来或者很难完整的保存下来。因此，西北地区历史时期的文化现象，我们可以通过其留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做相关性研究，而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研究，也离不开对历史地理和相关人群的研究。只有把历史地理、相关人群和文化遗产联系起来探讨和研究，我们才有可能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

考古，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也是对民族精神和文化的传承。李伯谦老师曾说：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来深入体察文物的“内心”，通过冰冷的“物”，看到背后热腾腾、活生生的人和历史。

从历史文献来看，虽然西域在各个时代所指范围并不完全一致，但现代新疆一直是其核心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直接而深刻影响着该地区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这一点在有关西域的各种史籍资料中都有着明显的反映。换言之，地理环境为历史与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反之，历史记载与文化现象赋予了地理环境相应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内涵，不仅说明了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关注与重视，也说明了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发展的密切关系。

西域位于欧亚大陆的腹部心脏地带，东西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的枢纽地段，由此在历史上，使得它成为各种政治、经济、文化荟萃之地；它地处要冲，诚如《新疆图志》中描述它重要的地理战略形势时言：“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筑。得知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晋陇蒙古之地均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这是它特殊地理位置与其历史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体现。

西域的地理环境特点，有人曾形象的概括为：深居内陆，环境封闭；群山环绕，高差悬殊；大气干旱，沙漠广布；地广人稀，潜力雄厚。这里需指明一点，其“环境封闭”是相对而言的，如北疆准噶尔盆地东面开阔的缺口与蒙古草原连成一片，在历史上，这直接加强了该区域与中国北方民族关系的发展；南疆塔里木盆地东段有一处天然的豁口，正好与河西走廊相连续，是新疆与中原地区交通联系的天然孔道，这又直接密切了历史上西域与内地关系的发展。

由于西域深居大陆内部，除伊犁河谷和环塔里木盆地地带水资源比较充沛外，其它地区多为干旱少雨、水资源紧缺。西域的地理环境可以概括为：周围和中部是高山，高山之间是盆地，盆地中间是沙漠。即“三山夹两盆”。总的来说，就是“群山环绕，高差悬殊。大气干旱，沙漠广布”。北部阿尔泰山与中部天山之间为准噶尔盆地，盆地中有中国第二大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中部天山与南部昆仑山之间为塔里木盆地，盆地中是中国第一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域流沙滚滚。

这种特殊的地形地貌是大自然在亿万年的沧海桑田中形成的，自有人类活动以来，地形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地貌也经历了沧海桑田般的变化——草原变沙漠、湖泊变干涸。很显然，自然环境一直是十分恶劣的。虽然它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但同时也为人类的生存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故而有人言道：在西域辽阔的大地上，无论是游牧民族还是定居民族，也无论是土著居民抑或是外来移民，从古到近，他们都在拼搏、奋斗，创造了自己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和可歌可泣的兴衰诗篇，而高山、沙漠、河流、湖泊，也参加了这种历史大合唱，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

这反映出上述西域的最后一个特点，即“地广人稀，潜力雄厚”。地域广阔是不言而喻的，仅今日新疆来说，就约占中国六分之一国土，是中国最大的省区，更不用说历史上广阔的西域了。西域各种资源也是极为丰富。阿尔泰山盛产黄金，阿尔泰山本意就是“金山”。历史上很多游牧民族及政权都曾活跃于这一地区，如月氏、匈奴、乌孙、柔然、突厥、回鹘、契丹、蒙古等。在西域各个高山脚下，盆地边缘的山前洪积扇地带，形成了许多大小不一，相对不连续的一片片绿洲；在地表水丰富地区，如大河、大湖周围也有许多绿洲出现。这些绿洲中许多也是膏腴之地，易农易牧。西域历史上的城郭之国（即小的政治经济区域）多建立在这些绿洲上，它们的生产方式以农牧兼营为主，而农作物尤以瓜果生产甚丰。

因而，西域既有地广人稀、荒寂不毛之地，也有水草丰美、瓜果飘香之景。如历史上，在西域被西汉与匈奴反复争夺的车师，不仅因为它位于交通孔道及汉与匈奴交接处，而且也缘于其地富饶之故。《汉书·西域传》载：当时匈奴单于大臣皆言：“车师地肥美，近匈奴，使汉得之，多田积谷，必害人国，不可不争也。”

此外，西域个别雨量充沛的河谷与山间草场地带，历史上也曾建过很多较大的游牧之国。如被称之为“塞外江南”的伊犁河谷，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一直都是各种游牧政权建立与争夺的地方。历史上有名的游牧政权，大月氏、匈奴、乌孙、突厥、契丹、蒙古等先后都在这里建过牙帐。

一般说来，天山以北多为游牧之国，天山以南多为城郭（土著农耕）之国。就此，我们也不难理解，相关西域文献中为什么会“出现”数量极多的西域小国、多种民族及多元文化，继而呈现出，如法显《佛国记》里所言的“国国胡语不同”的局面。由于西域诸国自身所处地理位置（特别是东西交通要道，即丝绸之路中）及自然环境的不同，其民族、民族关系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则呈现出差异性。进而，历代相关文献对各国的记述内容也表现出多寡之别。如处于丝绸之路上的鄯善、车师、龟兹、莎车、疏勒、于阗、伊吾、高昌等西域之国在相关文献中都是频频亮相，记载详细，就反映了其位置的重要性。

生产方式是文化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维度。在古代生产力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正是由于它这种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也直接造成了西域诸国间的交通不便。正因如此，历代相关撰述基于各种原因对西域“丝绸之路”各道基本上都有重要的描述。“丝绸之路”既是政治、军事交通要道，也是经济、文化交流、商业往来之要道。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西域特殊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西域的主要道路走向，只能沿着天山南北两大盆地的边缘，在各个绿洲之间穿行，往西延伸还有高山阻挡。绿洲间路段大多处于人烟稀少的戈壁沙漠之中。法显《佛国记》所载：从敦煌到鄯善1500多公里的路途上，几乎到处是戈壁、流沙，缺乏淡水，天气变化无常。他言道：“沙河中多有恶魔、热风，遇则皆死。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行十七日……得至鄯善国”。从焉耆到于阗要过宽达数百里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据网友说法，“塔克拉玛干”为“有进无出”、“闭塞之乡”、“死亡之乡”之意），条件艰苦无比。流沙万顷，沙丘高耸，缺少淡水。经常刮风，埋没人畜。白天炽热蒸人，夜间才能赶路。法显云：“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而西部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山势高峻，道路崎岖，天气严寒，冰天雪地，是一个居民稀少，交通不便的地方。他说：“其道艰阻，崖岸险绝。其山惟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悬釜而炊，席冰而寝。”这些烈风彻骨的高山及前面所言的自然环境恶劣的戈壁沙漠景象，是生活在中原地区和江南地区的人很少能见到和感受到的。

历代时人相关撰述主要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考虑，详细记载了“丝绸之路”西域段各道及诸国情况。特别是历代正史（即二十四史）“西域传”中的南、北道，南、中、北道，或四道之说；叙述诸国时常有的“不当孔道”“当道”“山道不通”之词；及对诸国间地理关系、距离等描述性的言词，其实都是当时历史及地理的现状反映。即使到清代，新疆与内地之间的道路走向，也与传统“丝绸之路”基本一致，今天新疆境内各主要道路的走向也与古代大致相同，只是在某些路段上有增有减而已。

因此，历史上处于这些要道路段上的诸国，比之其它非要道上的诸国，在历史舞台上显得更加活跃。这一点反映到史学上，就是它们多见诸于史册，史家对其所用笔墨也远超后者。

在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西域特殊的地形地貌决定了西域的主要道路走向，只能沿着天山南北两大盆地的边缘，在各个绿洲之间穿行，往西延伸还有高山阻挡。

这种地理环境及所促成的交通不便，还使得西域诸国在经济上呈现出不连续性与差异性；由此不难联想到，相关文献中重视对西域诸国地望的记载也主要缘于此客观情况。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既造成它整体经济发展上的相对落后，也造成西域诸国政治上的局部性与相对的独立性，这使得历史上西域整体政治力量十分薄弱。正如《汉书·西域传》所云：“西域诸国，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虽属匈奴，不相亲附。匈奴能得其马畜旃罽，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与此相似，《明史·西域传》也谈到，元朝亡后，西域地方“各自割据，不相统属”，“地大者称国，小者只称地面。迄宣德朝……多至七八十部”。

由上可知，西域“诸国”实指各个相对独立的政治、经济小区域，或者说是相对独立的行政小区域。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时常受到周边势力的影响，以及这样的政治与经济所造成的西域自身整体力量的薄弱，因而，在历史上使得它自身不能独立成“国”（或者说组建一个强大的统一政权）。

西域历史上虽也出现过多次类似中原春秋战国时期诸国兼并、大国争霸的现象，但由于内外种种主观与客观原因，都始终没能形成过有如秦汉一样的统一局面。西域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则是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学者云:“西域诸国都属于小国寡民，各自孤立的处于一个或大或小的绿洲，任何一个城郭国家都无力统一整个西域。绿洲经济的分散性使它们难于形成一个统一的力量，所以西域诸国需要一个凌驾于其上的力量维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反对外部力量的侵害。这就是历史上西域诸国或者依附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或者附属于中原王朝领导的重要原因。”

因此，西域历史的发展与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历史的发展最为密切相关。这一点可以由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奏请里的一段话反映出，如其所言：“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这段文字从地理形势上指出了中国内地、北方、西域之间的紧密发展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域特殊地理形势和历史发展等原因，西域很少被来自帕米尔以西的政治势力所控制，来自西边的影响主要是文化方面。这是在西域特殊地理形势影响下，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而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又是历史上欧亚大陆东部区域内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等交往互动的结果，特别是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经营，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仅深化了地域间的各种互动关系，紧密了中原、北方、西域、东北、西南等中国各地域的关系，尤其是增强了西域的东向性向心力和其内部凝聚力，每到关键时刻，这种向心力和凝聚力就体现的淋漓尽致。有学者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生活和斗争中，各民族互相接触、混杂、融合，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血肉联系，并由此而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明清之际，由于被同为蒙古部落的准噶尔部压迫，原本生活在西域的蒙古土尔扈特部，被迫迁徙到了亚欧交界地带的伏尔加河流域进行游牧。清代乾隆年间，由于被沙俄压迫，而准噶尔部也已被清王朝征服，因此其首领渥巴锡带领土尔扈特部，浩浩荡荡地走上了重返故土的征程，经过重重磨难回到了西域，这正是上述中华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的一大写照。

文化是人类行为和思想系统，它遵循自然规律和法则，因此人类能够对文化进行科学研究。文化有习得性（濡化）、共享性（是整个群体共有的属性）、象征性（符号）等特性，有物质文化：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适应的结果）；制度文化：规范人与社会的关系（适应的机制）；心理文化：调节自我、权威、价值等（适应的策略）等层次，而这些都与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进程息息相关。对于西域历史与文化的发展，其特殊地理形势虽不是它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至关重要而又直接的影响因素。理解二者关系，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理解为何有关西域文献重视记载地理形势与交通路线等相关内容，也利于世人对新疆历史与文化发展过程的深层次认识。

文化遗产学是一门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涵盖了针对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等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等价值的文化遗存的相关研究与实践。文物和文化遗产具有穿透历史、关照现实、直抵人心的特性，是沟通民意、争取民心的有效方式。

有言道：“只要诗在、书在、长安就会在。”我的理解是，虽然现在古时长安不再是全中国的文化中心，但“长安”这个文化IP，却依然是中国文人骚客心目中的文化圣地。这就是典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理，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文化IP？中华文化就是，只要中华文化健在，那么中华也会一直在，永远在。只要我们对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那它将是我们取之不尽的巨额遗产，但是要是墨守成规甚至倒行逆施，那么就“殷鉴不远，在夏之后世矣”了，1840年才过去不到200年。

但是，要怎么守护这个文化遗产并让它增值呢？我觉得还是得从历史地理与相关人群研究入手，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去进行，个人认为，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直接的、灌输式的、自我感觉良好的宣传都会令受众产生本能的抵触情绪，而贴近白描的文字和纪录片式的影像语言，都是更加适合给相关研究者看的传播方式，不适合普通人，尤其是这个文化体系外的普通人。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没有谁好谁不好之说，引起共鸣最重要，大数据这么发达的现在，完全可以精准投放，而不是给喜欢阳春白雪的人投放下里巴人拉低预期；给喜欢下里巴人的人投放阳春白雪提高门槛。毕竟，生活在不同地域，拥有不同历史的人群，看待事物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在跟他们的交流中，只想求同不想存异是一个很愚蠢的想法。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

男儿本色剑与笔，凌烟阁上著芳名。守护文化遗产以及让它增值的光荣使命，在我们有智识的青年人身上，望诸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愿我们可以不负使命！

来源：曾经宫阙今为墟

编审：王万鹏